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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不去的上海中学

2019/10/10 2:04:59

回不去的上海中学

 

我还记得1998年进复旦大学英文系的第一天,结识新同学,互问出身。我说我是上海中学的,江浙两省来人必追问:“上海什么中学?”答:“上海市上海中学。”

 

这几年,因为上中高考状元频出,名气更响,那样追问的少了。倒是有些朋友,知道我系上中毕业,忍不住嘟囔一句:“那你混得不咋地。”

 

对上海人来说,心理预设就是上中出英才。可惜,我不是。但这不妨碍我热爱母校,哪怕她不爱我。

 

1995年,我从闸北某弄堂里的普通初中,以505.5分的中考成绩(满分510)考入上海中学。填志愿时,曾经在复旦附中和华师大二附中间犹豫过,老师们最不推荐的倒是上海中学,理由很简单:上中没有大学靠山。

 

我后来决定报上中,理由有二:一是1994年在闸北区的录取分数,居各高中之冠。二是表弟在上中读初中部(后外迁独立,成华育中学),我去过上中路400号,就是座大花园,环境清雅没得说。

 

此生第一回住读,各种不习惯。入住第二宿舍,高中男生寝室(第一为高中女,第三初中女,第四初中男)。楼是1930年代建的,三层。高一住三楼,多蚊;高二二楼,多蠊;高三一楼,多鼠。条件今天看是极简陋的,当时倒觉还好。窗外高树成行,去食堂吃晚饭前,我常独对风中摇曳的树叶,谨慎地幻想着未来。

 

之所以说谨慎,因为内心很惊惶:或许我没有未来,因为我的成绩太差了。虽然中考高分,但在上中老师眼里,啥都不是。同学中的高手,多是从初中部直升的,即政教主任挂在嘴边的那些具有先锋模范作用的“老上中”。他们的基础,尤其是数理化,把我甩开得很远很远。

 

一周五天课,每天上午五节,下午四节。一周语文四节,英语五节,数学六节——抽屉原理告诉我们,有一天有两节数学课。重理轻文溢于言表。让我头疼的是,每周都有一次后来学弟学妹们称之为“周周爽”的数学测验。

 

起初,我一直不及格。有一回,考了32分,年轻的数学老师操一口绍兴普通话,当着全班面,严厉批评:“朱某某,你给我站起来!你回家的路认不认得?怎么回家的路认得,上周做过的题本周就做不出了呢?我看你啊,也不要读上中了,占着个名额做啥?你不是喜欢看武打书吗?将来做金庸好了!写武打书用不着学数学的!——哎,谁让你坐下的啊!你给我站一会儿!”这一站就站到了下课。

 

十八年后的今天,我自己也站到了讲台前。回想当年的责骂,心中只有感激:老师心里有我,才会记得我上周如何,本周又如何。我自修课看《笑傲江湖》是班主任物理老师抓到的现行,数学老师居然晓得,说明老师们交流过情报,牵记着学生的成长。至于教化的手段是金刚怒目,还是菩萨低眉,那就看各人的缘分了。

 

那时,上中人的心里,绝不止装满数理化。每年艺术节,博才多艺者群星闪耀,我们班连续两年夺得全校第一,开创了记录(也引得另外一班严重不满,来我班门口留书示威,称我们耍阴招)。学校还开过交谊舞会,我和室友都借了书,纸上学步,去凑热闹。

 

就我而论,语文课和历史课,像磁石一样,把我的心吸到另一座精神王国。我高二时,数学家陈景润讣闻公开。那天,已不教我们班的高一语文老师突然走进教室,对着我们说:“同学们,老师不希望你们做陈景润那样的人。人生是很精彩的,你们要热爱生活,不要做机器!”

 

老师和她的先生留日多年,阅历丰富。在她的鼓励下,全班都当起了文艺青年,写周记,风花雪月啥主题都行。我那时醉心于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,不懂日语,模仿汉译的翻译腔,写过多篇不知所云的“意识流”——上中丰茂的植被、静美的湖光也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。

 

这本厚厚的周记,高二放暑假前,被我焚毁于寝室走廊,有点“少为艺文,壮而悔之”,接下来要专心高考的意思吧。

 

到了高二,课业渐繁,我越发跟不上。数学之后,理化失守,考分比数学还低一档。在这个唯考分是视的学校,我顺理成章沦为二等公民,走在路上向某些老师问好,她们都爱理不理。那段日子真不好过。

 

我要说我的班主任,上师大刚毕业的物理系大男生,人非常厚道。我物理不好,他就把我叫到家里补课,不但不收钱,每次还请吃饭。时至今日,他的家人都成了我的好友。

 

我高一时,他发现我很不适应上中生活,特意安排我在暑假参加了学校和美国好几所大学合办的“哈佛夏令营”,希望帮助我尽快融入这个群体。夏令营玩得很开心。我发现自己爱上了同班女孩J。J的成绩很不错,令我越发自卑,不敢表白。恍惚之间,竟与另一位同学K展开了断断续续、维持两年的地下恋情。

 

谈恋爱,据说现在幼儿园里也不稀奇了。可在90年代后期的上中,敢公开的,几乎没有。但就我而言,恋爱没什么不好,对J和K的意乱情迷,反倒让我鼓起了重振学业的勇气。我只是天真地想,成绩好,才有未来,才有和她们长相厮守的可能。

 

理化是破罐子,不捡也罢,那就考文科,加试历史吧。数学绕不过去,找名师补课要40元一个小时,时为天价,且须从市北的家赶到梅陇,不现实。于是在高二暑假里,我把两年来“周周爽”的卷子悉数搜检出来,错题一一重做。还别说,效果立竿见影。高三开动员大会时,全年级语数外统一摸底考试一张榜,我居然总分全年级第三。

 

高三是咸鱼翻身,吐气扬眉。每周语数外的测验,在文科班门门第一,黑板一角的光荣榜榜首始终是我,人送外号“日不落”。

 

我喜欢文史,北京太远,不考虑。香港没听说有什么大学,哈佛、牛津不是社会主义,只有复旦了。那就复旦历史系吧,老师和家长都极力反对。中文系呢?文科基地班呢?也不行。他们建议的新闻、法律、经济,我毫无兴趣。妈妈有位同事说,儿子上外英语系毕业,去了外交部。妈妈就说,要不读英语吧。行,那就上外。

 

邻班教语文的班主任闻知,专门找我谈,近乎责备:“你怎么能考上外?我们上中没人考上外,考上外的就不是上中人。你想想清楚!要读英文,去复旦也行啊!拿出你80%的水平,复旦随便考。”(谨录原话,我个人没有轻视任何学校的政治不正确行为。)“啊?复旦还有英文读啊?”

 

复旦当然有英文读。每当回答不出我们的英文问题,老师都会回办公室,从抽屉里请出葛传椝、陆谷孙先生领衔编纂的《新英汉词典》。而且,复旦的水平,在上中是显而易见的。有位化学特级教师就是复旦毕业,听过她课的同学,都说“思路太清爽了,到底是复旦的”。于是,我的第一志愿就这么定下了。

 

高三另一乐事,是从严格的作息管理中解放了出来。虽然课业繁忙,但心里轻松极了。搬入念慈楼下湖边的多层小宿舍楼后,我坚持10点熄灯睡觉,室友只好搬凳子去厕所“囊萤夜读”。因为成绩好,做不做早操也无所谓。再也不用6点刚过就天寒地冻地起床,常常一个人睡到7点半,晃晃悠悠去食堂刷金龙卡吃个蛋饼,喝碗小馄饨,再到教学楼——龙门楼看书。

 

我目力好,坐最后一排,上课老师讲老师的,我做我的,一天有时一个科目就要做两三本习题集。上中没有“同桌”的概念,一人一桌,左侧为一书架。小天地,挺独立的。

 

课余,我还跑到上外出版社门市部,买了日语、法语的书和磁带,自学起来。原因是历史老师推荐我读陆键东的《陈寅恪的最后20年》。书中陈先生说,学问好别无它法,唯有多读古书,多读外文。高三,是我最快乐的一年。

 

上中的最后一个句号,我画砸了:高考发挥失常。虽然没有影响我进第一志愿复旦大学英文系,但至今引为一憾。考前,好几位老师对我说:“我们上中很久没出状元了,希望今年你能考个文科状元。”我不是没有信心,甚至恰恰相反,已经被“日不落”的骄傲冲昏头脑。

 

第二天考数学,我的最强项,翻船了。走出考场,蓦地看见J同学在校门口的肯德基前站着,心里一凉:此生与君无缘矣。

 

告别上中,进了复旦,有两样东西就丢了,因为大学管理松散,没人盯着我做这做那了。一是外语自学,彻底荒废,盖周遭好学之人也寡,环境使然。二是作息毫无规律,直接影响健康。今天,对我而言,最大的期望就是夜夜能9点半入睡,6点钟起床。

 

工作以后,交游渐广,上中成了人脉的焦点。在法律、金融、医务、教育各界,我频频结识龙门子弟。只是,每个人的心中,都是一座风景独特的上海中学:爱之,恨之,忧之,乐之,唯难忘之。

 

我的上海中学,以时间而论,并不遥远。可惜的是,已无复昔年之貌。2006年,我回校参加庆祝历史老师荣休的“最后一课”,进门大惊:龙门楼后,方厅东西两侧的植物园,全部夷平,改为草坪。据说砍树的思路是这样更具英伦校园风。

 

而草坪上,躺着的那些人所操的语言,也是我在复旦耳熟能详的思密达。赵朴初先生题写“春风桃李遍寰中”的巨石,也不翼而飞。这样的改变,恕我实难接受。去年,又闻掌校政者要拆毁第二宿舍等民国建筑,也只能摇头嗟叹。

 

现在上中改朝换代,但愿不会再动土木。不过,近年仅用升学率、状元数、官员数等指标,当作神话的基石,实际上是上中的悲哀,也会引起外界对上中的误读。

 

其实和任何学校一样,无论业务还是素质,上中有好的老师,也有不怎么样的老师,生源也不见得个个一流。至于高考出状元,纯粹噱头。千万别忘了,好多名校学神如今都绕开国内高考,负笈海外了。

 

在我远远看来,上中的挑战不是保持年年出状元,而是在英语、语文教学相对薄弱的情况下,如何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,为他们出国深造、人际交往夯实基础。

 

很无奈,我的上海中学,再也回不去了。